忠诚与背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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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爱阅_iREE】的评论“一定要除掉这个叛徒。”“儿是母亲的心头肉。”“有的人入党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                                            ——《忠诚与背叛》“一旦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一旦我们开始反思环境，世界将不再一样。”                                            —— 迈克 桑德尔前几日单独一人观看了《忠诚与背叛》，影片围绕“中国共产党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建立的背景和挫折经历，讲述了为了保卫民主革命的果实，以王荷波、杨匏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清除贪污者和叛徒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荷波清除叛徒范阿根的过程，范阿根与王荷波一同抗战，经王荷波介绍入党，范阿根的母亲也是王荷波的干娘，后来范阿根因欠赌债出卖了党内的其他同志，为找到失踪的范阿根，王荷波找到干娘挂起红灯笼引出范阿根，并最终将范阿根枪毙。在这里我们可能会认为王荷波和干娘是忠诚的，一同消灭了背叛党的范阿根他们的行为是高尚的。但是在这个故事结束时，范阿根的母亲说了一句话：“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同时范阿根在将党内重要信息告知敌人时，为保护王荷波的安全，给王荷波的水里下药，使之不能赶赴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包围的会议地点。在看到母亲挂起红灯笼后，范阿根不顾自己还是党内通缉犯的身份，回到家探望母亲。这时我们心里会有这样一种直觉：范阿根对朋友、家人的忠诚，相对于对党的忠诚，是不是不值一提？若再思考深入些的话，便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忠诚作为维持成员资格和团结的义务，对身处不同团体的人而言，当多种“善”发生矛盾时，是否能够做自由选择？关于道德和政治的义务，西方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两种义务：一种是作为人类本身具有的自然义务；还有一种是自愿义务，就是针对特定人，经由我们同意而承担的义务。除此之外，社群主义者还提出了第三种义务：维持成员资格和团结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一定经过成员的同意产生，通常表现为“忠诚”。忠诚的道德力量在于理解我们是谁，归属于哪个群体。它不一定经过同意产生。例如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孩子没有经过同意而被生出。在政治上，我们可以举影片里的例子，当母亲要选择杀掉自己的孩子，她是可以拒绝的，因为杀了自己的孩子也是无耻的，即使是为了党的纯洁性而要消除叛徒。母子关系与儿子的党员关系，家庭关系与党內关系，哪一种义务更重要？在这里是否有自由选择的可能？如果我们把怀疑进行得更彻底些，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忠诚，作为一种义务，是否存在？爱党、爱国是否只是一种偏见，我们是否需要克服这种偏见？在忠诚里，爱国、爱党不是一种无需经过我们同意的、维护成员团结的义务。但是，对党、对国家富有爱的义务，其基础是自由选择和公民同意，因为公民不负有任何政治义务在一开始，除非公民自愿承担那种义务。在历史上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有时会演变为集体的自私，我们还要引以为豪吗？我们何时可以拒绝这种忠诚？忠诚何时可以甚至超越正义原则，独立于正义原则之外而存在？母亲没有任何义务帮助那些要杀死她孩子的人。这样的忠诚并不能找到普遍的公正原则。因为特定团体对什么是好的生活是多元的，同时促使公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非独立的原则。用忠诚来决定争议，不是一种思考争议和公正原则的方式。因为公正不能被看成是忠于特定群体的共识和信仰。 如果忠诚必须永远优先于其他义务，那么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差异就理应不存在了。对朋友特殊利益的照顾就是一种偏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因此被重新衡量。这样一种原则会将我们引入怎样的一个世界或者道德构想？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时曾说：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会帮助那些最疏远的陌生人，就想帮助它的朋友一样。如果人们是完全高尚的，那么他们就不会有朋友。这样的世界将难以是一个人类世界，因为它难以实现。人的博爱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但人通常是在小范围内来实现爱的，这也许反映了道德同情心的局限，但它反映了一个事实：我们学会爱别人，不是通过普遍意义的爱，而是通过一种具体形式来爱。考虑到正义，一种方式是要参考过去历史里的主导价值标准，而不是外部的标准，正义应该是一种特定团体内的在所有时代都会一致同意的看法，但此时正义成了传统，成了社会惯例，失去了它的普遍性特征以及与“善”的关系。另一种方式是看正义是否尊重或者促进某种重要的人类的善行。可是后者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定义善？是否能不在社会团体的影响下定义善？罗尔斯提到一种“反思的平衡”来实现对正义的共识，即将特定事件的判断与其背后的一般原则来回对比，不断修正。但是在多元的社会，关于正义和善的 “分歧”会永远存在，承认这种分歧将是合理的。怎么尊重社会中意见不一的公民？绝不可能是“装着没看到”，因为这不是民主生活所愿望的，而是“与之交流，与之争论，聆听和学习”，不保证最后达到一致，商议和交流得来的尊重更符合民主生活和一个多元社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在当下多元社会里的一种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