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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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玛妮的自我修养】的评论「怼天怼地怼自己」的韩国电影 《陪审员》是近期玛妮看过的又一部“怼天怼地怼自己”的韩国电影，影片以2008年韩国首次引进陪审团制度为背景，讲述了一群陌生的陪审员扭转了一件冤案，并拯救了一条人命的传奇故事。近些年，韩国电影人的“敢拍”已经出了名，讽刺政府、调侃时事的影片层出不穷。但韩国文化本身又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讲究尊卑、强调权威。所以，当看到这些讽刺时政的电影出现，尤其还带着“改编自真实故事”几个直冲人心的大字，人们很容易就会进入一种“正义不会迟到”的环境中来，热血沸腾。 但正义到底是什么呢？韩国电影的回答是：是对抗、是质疑、是不妥协……这种从“顺从”走向“觉醒”的历程，才最触动人心。《陪审员》如此，它的前辈《辩护人》也是如此。看到它们，我们似乎就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朝气勃勃的生命力。一场「伪装正义」的游戏 故事发生在2008年，韩国首次引进陪审团制度，媒体、民众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次改革。作为司法部门的检察院，更是想通过这第一次的成功案例树立完美的权威形象——一群普通民众与权威的完美配合，塑造出“共同维护社会正义”的假象。要造一个这样的“局”，必须先设计一个完美的“系统”，一群不太会“反抗”的NPC，以及一群在这个局里面“游刃有余”的高级玩家。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板上钉钉”的刑事案件：一位社会残障人士因为领不到低保而痛杀母亲——无权无势，反诉的概率微乎其微。并且证人、证词、作案动机、凶器……应有尽有。只需要不懂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做做样子就能顺利收官。 第一批被选中的陪审员们——一群必须具有“普通”属性的民众，在开庭前还被暗示，他们无需对案件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断，只需要凭感觉判断被告“罪大”还是“罪小”即可。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这几位看似“事不关己”的陪审员却依靠他们的生活经验以及人性的良知不断对案件作出质疑，最终扭转了这部案件的走向，让被告含冤得雪。 法庭上，第一个提出质疑的陪审员是一名从事了30年殡仪馆擦拭尸体工作的老先生，他直接对法医提出质疑：为什么现场寻找到的凶器与被害人的伤口不一致？ 马上，他就被驱逐出这个“局”。因为他的质疑就是在否定权威，绝不能允许“普通民众”拥有这种权利。那剩下的“普通民众”还有谁呢？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比如拿着自己的专利，着急在法院申请民事保障的“loser”权南佑。 从小生活不幸，曾与被告生活在一个小区的少女吴秀静，以及一个考了三年才考上法学院大一新生，相似的处境让他们对被告的困难感同身受。 还有一类是以家庭主妇以及大集团秘书助理为代表的中层，他们有着还不错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在他们的意识里，利益、时间是做出判断前的先决条件。 当然，还有一类人是墙头草，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跟随大多数”，不要挑战“权威”是他们一辈子奉行的行为准则。 这里面很容易就形成一种“拉扯”：一边是中层阶级对权威的绝对认同和信赖，想赶紧敷衍了事以免伤害他们的利益，另一边则是底层人士一遍遍“被迫”承认被告有罪，被迫忽视那不符合逻辑的案件推理。本以为这种“拉扯”会很快因为权威力量的压制而消失殆尽，没曾想当这种“拉扯”建立在“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候，突然变得意味深长。要不要当「刽子手」 一群从未当过“裁判”的普通民众，却可以直接充当“刽子手”，这样的体验瞬间把人心最深层的善恶给炸了出来。在手握他人生死权的那个瞬间，人性会变得特别的清晰和灵活。是跟随自己的内心，谨慎对待一条生命？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浑浑噩噩地跟随游戏规则，完成自己的设定角色？更可怕的是，这把杀人的“刀”仅仅只需要你的一个签名……在老陪审员因为“质疑”而被迫出局之后，权南佑在中途离场时碰到了被告，他发现对方的双手已经被烧坏了，根本连凶器都拿不起来，更别提拿着凶器去杀人了。接着，源源不断的bug被陪审员们找出来：被告一家的家庭关系非常和谐，为什么会突然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下雨天的晚上，戴着眼镜的目击证人真的看清杀人凶手的脸了吗？被告在案发当天曾惊慌失措地报过案，为何又被发现摔倒在楼梯间……本来已经有了结论的案件，在陪审员的参与之下，再次成为了一桩迷案，陪审团内部也在争执和拉扯间渐渐达成一致，对案件的结论越来越怀疑…… 其实不论结果如何，只要审判结束，这些陪审员就还是社会上的精英、女儿的好母亲、超级蓬勃的创业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与恶的距离有多近，更不会有人责怪他们。只有他们的内心清楚，自己曾经多么随意地审判了一条生命。 文明的胜利 很多人不了解陪审团，或者怀疑陪审团，尤其是当章莹颖这类型案件发生的时候，这种质疑的声音也愈发地大。陪审团来自英美司法体系，按照英文直译，他们的名字应该是“临时公民审判团”，或者“公民审判团”。陪审团是指向法官宣誓并且对给定的案件作出“有罪”or“无罪”裁决的一组人员，尤其是指被法律召集听取并且在法庭上做出案件最终裁决的一组人员。 陪审团制度存在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案件处理结果能够吸收民意，避免仅仅依据承办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及个人判断，对案件处理有失偏颇。这个偏颇，不是指违背法律条文的偏颇，而是给人性留一块余地，理性让位给感性。 到底什么是正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称。美国伟大的法学家罗尔斯终其一生研究正义问题，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正义离不开直觉。这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也许到最后，真正的正义并不完全是法律说了算的。法律可能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但从来没有根本解决过公平正义的问题。 因为法官不可能设身处地理解每一个曾遭受过不公的被告，更不会理解很多重大矛盾纠纷的背后缘由。而陪审团作为民意的集大成者，它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唤起我们对“善”的感悟，和对“正义”的判断。 现实案件中，陪审团很可能会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用直觉进行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法官愿意倾听陪审团的意见。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讨论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 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曾这样评价“陪审制度”：“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在《陪审员》的最后，有这样一行字幕：自2008年以来的十年间，韩国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子给出的无罪判决率是没有陪审员参与的三倍。 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可能用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来定义，善和恶的边界也不是法庭上的一锤定音。文明前进的每一步，都值得欢呼。